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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松：我为什么移民？
刘伯松 2007-07-13 09:12 环球华报 | 今年早些时候，在友人家进餐，话题忽而儿时琐事，忽而生活经历，忽而人生哲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乐趣无穷。不知怎么的，我们的话题突然转向移民。一位朋友的老婆毫无保留地细述她惊心动魄的3年“移民生活”，顿时震动全桌，她娓娓而谈，我们洗耳恭听，惊险、担忧、疑惧、愤怒、绝望……。她认为她今天的忧郁症是源于此的。
在我的专业生活里，类似这种的资料并不缺乏，但这是抽象的数据、无血无肉的。因此，每当我听到这些动人的移民亲身经历，我总是感慨万分，不能自己，同时，对生命的追求和热爱，再一次肯定。不过，在我心灵深处，在夜深人静时，一些问题总是浮现眼前：值得吗？我们为什么移民？我的公公婆婆（指爷爷奶奶——编者）为什么移民？我自己为什么又移民？
我为什么移民？“为了孩子的前途吗？”，不是。“为了更好的经济未来吗？”，也不是。那么，为了甚么？一句话，很难说，也说不完。简简单单1个字：怕。怕孩子没前途吗？不是。怕自己失业吗？也不是。那么怕什么？简简单单3个字：怕坐牢！
从何谈起呢？1967年，从美国北上多伦多大学攻读政治学1年后，在安省教育研究研究所（OIS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教育社会学系担任助理研究员，并准备转入该所教育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办理了移民手续。但在1968年年底，接到新加坡南洋大学（现已改为南洋理工大学，教学语言不再是华文）历史系一位老友来信，鼓励我回去南大行政与政治学系教书。在北美逗留快要6年了，我决定抛去一切，回家啦。
在南大两年，开了三门课：《社会学概论》、《新马政府与政治》和《种族关系》。前后两者是我的专业，毫无问题的，而《新马政府与政治》却是新课题，但我在多伦多备课半年多，并购读所有有关博士论文，资料充足，很感兴趣也很有信心。后来，我发觉，原来在南大没人“敢”教这门新课程，太敏感了，“考验考验”我这个“新鲜讲师”。果然，一次讲课完毕，一位同学到办公室对我说：我们很喜欢你，不过，有些问题不该讲的就不要讲了。一时，我摸不出他的用意，后来查清他的“身份”，我紧张起来了：这是警告！
在南大1年后，我开始学习写时评和学术文章。在《星洲日报》（现在已和《南洋商报》合并为今天的《联合早报》）《文化》版发表了一篇评介一本美国进步社会学家的文章后，收到马来西亚太平政治营一位政治犯的来信，由于当时政治气氛极其恶劣，在学园里，人人都疑神疑鬼的。我真的怀疑这是CID（内政部的刑事调查部）的布局。（去年，我终于找到这位斗士，向他致敬也向他道歉，并把那封信“完璧归赵”）。同时，在校外，我也和那位朋友一齐参与了一些“偷偷摸摸”的活动，如在新加坡大学（现已改为国立新加坡大学）的中文学会介绍一些进步社会科学理论。
一天，南大和新大所有外籍教学人员都被召到新大听李光耀总理训话。他在会上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去向。他说：你们外来的，甚么都讲，假如学生们听了都照做，结果坐牢了，而你们呢，却可随时拍拍屁股远走高飞。这是负责任的做法吗？这一段话，我前思后想，后前妻也同意，终于决定撤职，离开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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