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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海外生活与文学创作
张翎 2007-03-14 12:52 环球华报 | 文学创作在各门学科中是极为独特的一门，它在很多方面是与自然科学反其道而行之的。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科学界和商界都很崇尚团队精神（team work），而文学创作从古到今都是一种孤独的个体劳动。作家在出版的流程中间可能遭遇一些团队经历，但在真正写作的时候却必定是处于与灵感单独相处的状态。因为创作需要个性，而群体又是相当消耗个性的一种力量。文学创作也是很难借鉴前人的劳动成果的。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说法比较适合于自然科学。熟读世界古今名著只能扩展作家的视野，丰富作家的文化底蕴，却不能使作家写出比名著本身更好的文学作品来。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一项科研成果的鉴定取决于实验结果能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被多次重复，重复的次数越多成果的可靠性越强。然而文学创作是一种永远从零开始的不能重复的个体劳动，没有一种文学模式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能。文学的发展过程常常也不是呈线性状态的，并且与时代也不一定同步。科技的发达，经济的兴旺，政治制度的开明都不一定能保证文学的进步。落后贫穷愚昧的时代也许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而先进发达开明的社会也许只能出现大批量的平庸无奇的作品。
近年来文学领域里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传统文学观念，比如“文以载道”，“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类的说法，现在已经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德职责越来越模糊化，写作更多地是用来记录事件和对事件较为私人化的情绪反应，作品和生活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甚至进入一种完全写实的零距离状态。同时传统的文学创作类别也开始相互交叉混淆。在传统的文学批评概念里，小说的特点是情节性和虚构性，而报告文学的特点是纪实性，既对现实生活接近真实的记录。可是在现代小说里，情节性虚构性越来越淡薄，自传性，纪实性越来越强，作者越来越多地依赖并局限于自身或他人的直接生活经历，这也是为何小说会越来越多地引起名誉官司的原因之一。而纪实文学却越来越多地渗入了虚构性，它的社会批评功能越来越弱，渐渐演变成了歌功颂德的广告性文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文坛上出现了以于梨华白先勇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华文作家。他们大多是台湾到北美欧洲的留学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那一代留学生在文化冲突和生存压力的双重夹击下的惶惑和无奈，开创了一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海内外文坛的影响力，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能被后来者重复。在他们之后，又产生了新一代以大陆移民为主体的移民作家。这一批新移民作家除了严歌苓等极个别的成功例子外，大多都处于一种比较边缘化的位置。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作家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不能脱离自己熟悉的生活，不能与出版市场和读者群体有距离感，等等等等。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阻隔，在一段时间里，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非常集中地表现了海外生活的题材，满足了本土读者对于海外生活的种种猎奇感。那时海外文学的流行题材是关于留学生涯的艰辛，对故乡的思念，和在海外如何达到物质生活的成功这一类的创伤文学和淘金梦文学。由于这一类的作品表露了作者对生存环境的突变而产生的激烈的控诉情绪，所以曾有人把它定义为第二次伤痕文学。可是这一类的作品带给读者的新鲜好奇感很快就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逝，因为越带着时代痕迹的作品越容易被时尚淘汰，很难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个比较长久的痕迹。
随着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和社会的日益开放，国际旅行和交流已经成为一件越来越容易的事情，世界也就变得越来越小。本土的读者群对外边的世界已经了解得很多了，他们不再满足海外作家带给他们的二手感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读者的阅读习惯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情节性娱乐性已经成为小说是否成功畅销的主要因素，而文学作品传统的社会意义已经退而居其次。出版界媒体和评论界也开始卷入潮流和现象的旋涡之中，失去了一种对文学整体高瞻远瞩的批评和先导作用。于是海外华文作家就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在本土读者群对海外题材已经变得十分挑剔，本土的社会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作家又远离了原先熟悉的生活土壤时，他们如何才能改变自身作为边缘写作群体的现状呢？
我认为海外华文作家还是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的。首先地理位置的阻隔给海外新移民作家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审美距离，使他们能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自身与故土的关系。脱离了本土生活环境，以前束缚作家的各种因素，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习俗的，都大大地减弱了。在脱离了诸多的束缚之后，文字记录下来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较少受环境污染的心声。从这个意义来说，海外作家与本土的关系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世界上有一些关于祖国和故土的名著，就是作家在离开祖国之后写出来的。捷克的米兰. 昆德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家和时代最理想的关系应该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能脱离时代，又不能紧跟时代，就如同旧式婚姻里夫妻上街的情形，两人一前一后，都在彼此的视野里，却从不并肩，更不牵手。这就是海外作家和本土大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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