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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读后感
俞力工 2007-01-05 11:35 | 有关基督教世界歧视犹太人的宗教原因，笔者十年来已有许多论述（参见我的博客“宗教”项下），其中曾提及西方社会进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欧洲的犹太人除了传统的“弑神”罪状外，又平白添加了“控制国际金融”、“操纵美国政治”、“幕后主导两次世界大战”和“制造经济危机”的罪名。如今，当这些指控尚未加以澄清之时，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知名教授联名发表了这篇以《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为题的论文，批评美国犹太人游说团体“操纵美国国家政策”，并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这自然会引起全球犹太人的强烈抗议。据闻，哈佛大学的一位犹太裔资助人便向校方提出“终止提供赞助”的威胁，由是导致该两教授的离职。如此一来，更加显得他们对犹太人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注一）
细读这篇论文，不难发现该两位作者除了列举美国“袒护以色列政策”的大量弊端之外，也如实指出，“美国民主党的活动资金约有60%来自犹太人的捐款”， “美国大部分犹太人倾向于对巴勒斯坦让步”，以及，“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民众占62%，而美国犹太人却只有52%支持这场战争”。照理，既然多数美国犹太人对共和党政府的“公司路线”持有较保留的态度，做出美国犹太人游说团体“操纵美国政治体系”和“美国犹太人游说团体促使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的结论似乎就显得无法自圆其说。或许，就因为他们太过片面强调“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种种不是”，而忽略了几个重要方面：一是，美国的犹太人在所有反政府组织、左派团体、反战组织之类的社会运动团体里都扮演重要角色。该事实说明犹太人的整体素质很高，但决非铁板一块，因此不该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就这点而言，该两位作家虽然意识到一般犹太人与犹太人利益集团之间有些区别，但落笔时忽略了“犹太人社运团体如何反对公司路线”的一面；二是，犹太人游说组织固然对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如果不符合其它财团、军火商、石油商的利益，绝不可能如此神通广大地“左右国家整体的政治体系”；三是，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政策究竟给国家带来什么利益？此方面该文却着墨不多。鉴于此，笔者以为有必要略作探讨：
首先，美国犹太人约有80%以上支持民主党。这说明，美国犹太人比一般美国人更加开明，或起码，其“草根性”更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犹太人处身于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占统治地位（80%以上人口认同于基督教）的社会里，一向感触到民主党对犹太人的歧视较轻。至于与财团利益较紧密的共和党，则带有较强烈的反犹情绪。言及此，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政治生态，即民主党较善待犹太人，却不一定盲目支持以色列；而共和党人士虽然较歧视犹太人，却大力支持以色列。从犹太人这一头观察，情况则是，一般美国犹太人较愿意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妥协与让步；而犹太人游说团体却与共和党保守派的利益较一致，主张对整个中东采取强硬措施。此间奥妙无他，不过是因为犹太人游说团体的利益与军火、石油大财团的利益一致！因此谈论犹太人问题时，必须区分以色列，西方的犹太人，犹太人游说团体之间的巨大区别。否则，其谬误有些像是把东南亚华人都当成“控制金融的资本家”，或“中共的第五纵队”。
九十年代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便是：为了肢解南斯拉夫，既支持巴尔干地区的天主教派（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同时也积极扶持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伊斯兰教派。要推行此一政策，自然有必要说服美国的犹太裔政客，而此工作便落到一些公关公司的头上。此后，这些公司透过各种制造假新闻的伎俩，“出色”地完成任务。参见《冷战后的媒体“一体化”》（http://blog.daqi.com/article/38391.html）。
该事件说明，美国犹太人政客与游说团体只不过是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发挥些影响力。至于其它广大领域，当然还必须听从美国政府的摆布。如果据此而声称“犹太人财团与政客具有长期左右美国体制或政策的能力”，要么是低估美国政府的能力；要么是像《新约》把罗马当局的过错推诿在犹大身上那样，让犹太人游说团体替美国政府背黑锅。
严格说来，美国之长期对中东表示兴趣，与以色列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1928年英、法私下非法签订的“红线协定”（Red Line Agreement），便在瓜分中东石油资源的策划中，保障了美国的利益。1945年美国政府石油司也明确指出，其战略与商务的最重大目标，便是与英国一道确保两国共同利益，和确保对全球巨大石油资源的控制与自由开发。此前，当大批欧洲犹太人为逃避纳粹迫害而登门求救时，美国所采取的立场也与英国大体一致，即为了防止阿拉伯人投靠德国而限制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或美国。当时，即便犹太人游说团体施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丝毫改变政府的外交政策。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开始逐步顶替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甚至还把该两国于20世纪初将阿拉伯地区“分而治之”、“抑强扶弱”的政策也一并继承。
就 “抑强扶弱”方面，先介绍一下本年9月日德国《明镜》杂志对卡特政府安全顾问布热辛斯基的一段采访。布热辛斯基是当前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战略家之一。七十年代末诱使苏联军事干预阿富汗，而后提出“扶持阿富汗塔利班势力与训练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以抵抗苏联占领军”；以及，“让伊拉克与伊朗两败俱伤”均系出于他的大手笔。采访中，布热辛斯基除了批评布什政府“误把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当作强敌，大张旗鼓地发动超区域范围的宗教战争”之外，还讥讽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疏远友邦，促使敌人团结”。就伊拉克问题，他认为“目前要求美国撤军的伊拉克政要，俱是将来会留在该国奋斗的人士；至于那些要求美军逗留者，都是美军一旦撤退、拔腿即跑者”，“美军待得越久，则越是可能发生内部宗教战争...”。再结合万斯/翰缪顿的最新建议，即“给伊拉克当局定下一些时刻表，不能完成任务便加以制裁…”，这些事例说明“抑强扶弱”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列强的军事干预成为客观的需要”，而一旦军事干预得不偿失，则随时可以找到借口，遗弃那些扶不起的阿斗。就中东政治环境而言，以色列的立国无异于在欧洲基督教文化圈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或科索沃。这种预设的不稳定状态，即是最好的军事干预借口。为了维持一个相对的弱势国家或政权，固然每年要向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然而在一定条件下，以色列也可承担美国不便出面从事的活动，譬如：几个月前对黎巴嫩进行的大肆破坏。至于以色列的时刻表，恐怕不会离中东地区资源耗竭之日太远，届时，当以色列失去美国的援助，空有大量核子武器也未必能够摆脱四面楚歌的困境。因此就战略意义而言，犹太人游说团体与以色列政府不过是当代战略大博弈中的一个过河卒子，扮演的又是犹大一般的替罪羔羊角色。
1948年西方国家之协助以色列立国，部分原因固然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但是，也不应当忽略至少同样重要的其他因素。以伊朗总统内贾德最近针对以色列建国的合理性所提出的指责而言，便提出一系列令人尴尬又必须深思的问题，即为何1938年纳粹政府开始驱逐、残害犹太人之后，全世界基督教国家均见死不救？当战争结束时，为何不协助逃往各地的犹太人仅存者回返原居地？相反的，却纵容犹太移民陆续前往巴勒斯坦，并大规模驱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原住民（建国前即已开始）？说穿了，个中原因不外是基督教世界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摆脱那些不为其所欢迎的犹太人群体。
从宗教信仰角度观察，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也大有人在。这些人深信以色列的建国是《新约》某些预言的实现。大体说来，他们认为《启示录》所预言的世界末日大灾难已经来临，而以色列的建国，则是灾难过程中上帝审判信徒与非信徒的起点。审判中或有少许犹太人（《启示录》记载为一万四千人）皈依基督教并获上帝赏赐，但多数则会受到炼狱的惩罚。待灾难期过后，世界上将会出现长达千年的上帝与基督徒共同治理的千禧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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