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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复兴与告别朦胧
俞力工 2006-11-01 11:35 | 最近网上有关中国文化重建的佳文迭出，着实令人感到欣慰。姜飞先生在《重塑中国神话》一文里，提及“亨廷顿2004年出版新书《我们是谁？美国的国家特性面临挑战》，将美国定性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神，除此之外都不是美国人。”由是感慨呼吁中国要建立文化自信，并设法走出世界。就笔者记忆中，亨廷顿还认为新教文明之外，其他文明均不能对人类进步作出积极贡献（大意）。另外，姜岩先生《东方科学与文明伟大复兴》一文中也提到，“李约瑟认为，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2世纪至16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400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近400多年西方科学领先于中国是个不争事实，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也是有目共睹。基于此，“西方社会等同科学进步，等同于基督教文明”，不止是亨廷顿引以为荣，许多第三世界学者也深信不疑。
然而，细读上述两位学者所援引的西方权威的论断，不难发现“基督教世界优越论”还存在一个没有妥善交待的巨大断层，即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似乎仅仅表现在近400年。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追问，既然公元313年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国教，为何此文明圈的优越性迟至16世纪才表现出来？或许也就因为许多中国学者信服“基督教世界优越论”，便再三强调要一日三省，最好能够反省出中国人的基因有何无可救药的缺陷，或是自己肚脐眼里的细菌如何比外人多许多。如此的谦卑，自然不去思索“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中国在生产关系上，以及在建立社会秩序、伦理价值的上层建筑方面，有何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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